不过，由于胡卫东对鬼子的禀性早有预料，战前就要求老虎团小心敌人会不顾一切进行无差别的炮击，同时只派出一个团、并且正面进攻的更是只有一千多人，兵力相对分散，因此石原莞尔的这一做法并没有杀伤多少敌人，反而令日军的士气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发现这一点后，石原莞尔不禁满心悲凉，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满洲事变”时不堪一击的中**队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难道有了赤色党的领导，就可以令中国人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吗？来军部对于赤色分子一直高度警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石原莞尔此念一起，却又不自觉地生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想法，“既然中国可以因为赤色的道路而脱胎换骨，那么日本呢？”

但石原莞尔很快就用力地摇了摇头，将这个可怕的念头驱散，他很清楚自己当初犯下了多大的罪行，光是发动“满洲事变”这件事就是怎么也洗不干净的，而日共的力量还太弱小，想要上位必然要依赖于中国赤色党的帮助，因此一旦日本赤化，像他这种对中国人民犯下过严重罪行的旧日本军人想想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想到这里石原莞尔也有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日共本身太过弱小，被苏俄或者中国人控制是难以避免的事，即使为了保证日本的独立自主，也不能走上赤色的道路……”

至此石原莞尔终于下了死战到底的决心。他的坚定不自觉地感染了麾下的20万日军官兵，使其个个勇于赴死。但是纵使如此。日军的一道道外围阵地依然被十五军老虎团的尖兵先后突破，而本来被安排执行侧翼穿插渗透任务的那些部队则因为箭头的太过锋锐而没了用武之地，只得郁闷地专心填埋鬼子的战壕。戈兰壕的防御遭到破坏而不再完整之后，其克制坦克等装甲车辆的特效很自然大受影响，而胡卫东则不失时机地派出加强了坦克和装甲车的几个主力团大举进攻扩大战果，给予了外围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本着保存战斗骨干的考虑，石原莞尔并没有让外围的日军全都死战到最后一人，而同意他们在无法坚持且情况允许（即是指能够安全撤出、而不会被敌人追杀而轻易溃散。）的前提下弃守部分阵地向着核心区域回撤。但即便如此，日军在这一天内的伤亡依然超过了2万人，其中阵亡和被俘的就有万多，毕竟十五军的进攻部队战斗经验十分丰富，轻易不会给鬼子安全撤退的机会，因此石原莞尔所谓的“情况允许”，实际上反倒成了很多鬼子的催命符……

必须承认的是。在骨干老兵的带动下，即使是几个月、甚至一两个月之前才被征召入伍的小鬼子在战斗中也表现得相当顽强，加上日军炮兵多次不顾同袍的安危进行无差别炮击，致使十五军的进攻部队、特别是作为全军箭头的老虎团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到当天下午点钟时，十五军已经伤亡5千多人、并有7辆坦克被日军击毁击伤而失去了机动或战斗能力，而作为尖刀的老虎团更是遭到了日军的集中攻击。伤亡过半的该团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

胡卫东并没有强令老虎团继续进攻，他很清楚进攻与防守是不一样的，防御战中能够拼杀至最后一人的例子并不鲜见，但与之相比，在进攻作战中能够承受三成伤亡的就已经是一等一的精兵了。因此老虎团的表现已经令他十分欣慰。

此时胡卫东有两个较为常规的选择，一是给老虎团补充兵员和弹药后让其再次出战。二是用其他的主力团将老虎团替换下来，但是胡卫东却都没有采纳。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胡卫东来前者可能会因配合不默契而产生不必要的变数，一般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后者则会挫伤老虎团两千多指战员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他早在带着警卫团南下与十五军大部队汇合的时候就通过电报向孙立人的新师发出了召唤，如今他的“天下第一师”终于赶到了战场，和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如今已经增加到了60门的40管22mm车载火箭炮……

消灭北路的20万日军之后，徐州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虽然仍有二三十万兵力，但其中伤兵却占了很大比例，再加上徐州外围三个方向都有强敌虎视眈眈，因此现在的徐州日军根本就不敢再派兵出城截击新师。何况以新师的强劲实力，畑俊六即便将徐州所有的可战之兵都派出来，与其野战的话也没什么胜算，因此胡卫东才敢那么早就让他们离开运河防线南下支援。基于同样的原因，新师离开运河防线后自有十五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填补空缺，虽然运河防线上中方的总体实力还是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一大截，但徐州日军的实力下滑幅度更大，因此运河防线依然是固若金汤。

新师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全摩托化师，几百公里的路程不到一天时间就能赶到，但是因为这个年代大部分汽车型号的越野性能都不太好，民国时期的中国路况又普遍较差，部分路段还因为战火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直到现在才赶到这里。说起来也多亏日本第2军意欲夺回津浦线蚌埠铁路大桥、因此战场便没有远离交通线，否则新师的指战员们坐车开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恐怕就只能下车步行赶赴战场了，事实上胡卫东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想到将新师召来助战，“摩托化部队终究是没有机械化部队方便啊！就是装甲车辆实在太贵了，来还是要洛阳汽车厂以后进一步增加越野车型的生产……”